四
中国共产党成立后，领导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。
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湖南等地的农民革命运动，短短几个月内就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，斗争的矛头，直接指向孔子儒家所维护的封建权力。“这四种权力——政权、族权、神权、夫权，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，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。”（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）这是五四运动“打倒孔家店”的继续和深入发展。毛主席在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中热情地颂扬说，“打翻这个封建势力，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。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，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，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。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。这是好得很。”
大资产阶级被革命运动吓破了胆，背叛革命，卖身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。他们对革命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。尊孔读经就是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他们疯狂叫嚣：“孔子为中国文化之柱石”，“欲完成建国大业，端在儒家思想之复活”。一九二八年，他们还发布保护孔庙令，赤裸裸地说：“保护孔庙之文，盖欲为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”。各地（特别是象湖南这样的革命发源地）反动军阀政府都纷纷强令尊孔读经。而反动的封建和资产阶级文人学者如胡适之流，就拚命为他们制造尊孔的反动舆论。这一切充分暴露他们要“复活”孔子的儒家思想，就是要向革命人民进行反攻倒算。
在反革命文化围剿中，新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，进行了最勇敢、最坚决的反抗斗争，一九三五年，鲁迅发表了《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》一文，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尊孔读经的反革命目的。鲁迅深刻地指出孔子思想为剥削阶级统治者服务的反动本质，他说：“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，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，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，为民众本身的，却一点也没有。”因此，只有反动统治阶级才吹捧孔子，“孔夫子之在中国，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，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，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。”鲁迅说：尊孔读经实在不过是反动派的“敲门砖”，是用来进行反革命复辟的。鲁迅指出：这些反动派不过是痴心妄想，“幸福之门，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。”反动派最终都逃脱不了必然灭亡的命运。
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后，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，实行胡适的献策“征服中国人民的心”，也大肆鼓吹尊孔，进行所谓以“孔子之教”建立“大东亚新秩序”、“王道乐土”的反动宣传。
社会上的阶级斗争，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。这一时期，机会主义头子王明、刘少奇等人，为了推行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，也无耻地鼓吹“孔家店”的反动思想。王明吹捧孔子思想是中国“五千年的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”，鼓吹要以“民族的伟大仁爱”精神，与国民党反动派“祸福与共，相依为命”，以此为他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服务。刘少奇也积极抛出鼓吹“孔孟之道”的黑《修养》，并且胡说什么孔子思想“对我们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有用”，要共产党员“同孔子妥协”等等。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先抛出“国防哲学”，鼓吹右倾投降主义路线，后来又以“研究”哲学史为名，大肆鼓吹尊孔。他胡说什么孔子的“忠恕”只要稍加修改，把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改为“人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就变为“极高的人类美德”。他还吹捧“孔子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，曾有其划时代的功绩，其在我民族精神事业上的贡献，是不能掩盖的。”（《孔子的哲学思想》）他们鼓吹这种尊孔谬论，就是要向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投降。
对于当时国内外、党内外的这股尊孔逆流，毛主席在《青年运动的方向》等文章中，进行了批判，特别是在《新民主主义论》中，对它们作了历史性的总结：“凡属主张尊孔读经、提倡旧礼教旧思想、反对新文化新思想”的，都属于反动文化，“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，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。不把这种东西打倒，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。不破不立，不塞不流，不止不行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。”